把自己托付给了自己的,是孤儿。 | 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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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夏日,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在米兰旅行,听闻一个法国女子在米兰的酒店房间里自杀。他想知道这个悲剧更多的细节,却偶尔发现这位女子似曾相识。

《蜜月旅行》的故事从这起自杀案开始。这是法国作家、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第十五部小说,它依旧围绕作者最擅长描述的「生命的悲剧意识」 展开,「这种悲剧感来源于,我们是有自我意识的动物,我们的生存必须要直面我们的脆弱和局限——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道德局限。」 

这是八月的第一份推荐

《蜜月旅行》

原   著:[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译   著:唐珍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索马里

编辑|季艺

堪称文学播客界良心的 Backlisted 今年4月底那期,三位嘉宾聊的是莫迪亚诺的《蜜月旅行》,一个莫迪亚诺式的关于「消失」和「身份」的故事。公车嘈杂,却深深记住 Leon Bloy 的那句「人的心里有尚不存在的地方,痛苦会进入这些地方,以使它们能够存在。」后来格雷厄姆·格林在《恋情的终结》里也用这句话做了献词,指向的大概是天主教徒肉身原罪论的永恒迷思,这是题外话,在此按下不表。

但三位嘉宾讲得实在精彩,尤其是将一个严格「镜像」结构的小说拆解得清晰又朦胧,让人忍不住二话不说找书来看。《蜜月旅行》一开始,身为探险家的「我」在一个酷热的夏日午后抵达米兰,要乘4小时之后的火车回巴黎,在我到达前5天,有个女人在酒店里自杀了,她的朋友会从南方的卡普里岛来解决这些麻烦,我「躺在火车的卧铺上阅读了《信使报》,那个女人我认识」——18年前的记忆再度涌现,身无分文的20岁的我如何在蓝色海岸邂逅里果夫妇,那个自杀的英格丽特身上那种「庇护人的温情」感染了我。回到巴黎后的若干年,我决定为英格丽特写一本传记。我对英格丽特那晦暗过往的调查,和我日后在某个时间点决定从这个世上消失,选择藏匿在巴黎郊区、从原先生活逃离的故事平行展开。

尤其是说到小说叙述者让(「我」)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间的18年前,和里果夫妇在蓝色海岸邂逅,年轻的让被人骗去车费身无分文,搭上了这对夫妇的车,后又在他们租下的印度式平房里留宿,这对夫妇的对话足以让还没有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觉得这会是政治小说:

她朝我微微一笑。他呢,站在我们身后,慢慢拉动滑动玻璃窗,不让它发出声响,又回到躺椅上坐下。那些人现在离得很近了,就在通向平房的路口。我听到其中一个人用嘶哑的声音不断在说:

「可是我向你发誓!向你发誓……」

「如果他们走过来,我们只好装睡。」他说。

……

「要是他们拍打肩膀叫醒我们呢?」我问道。

「要这样的话,我们就装死。」她说。

——典型的莫迪亚诺风格,让读者恨不得调动起所有捕风捉影的能力,去弄明白这对夫妇闪烁其词又虚张声势的对话背后那个(被作者蓄意掩埋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但也是通过这期播客,才知道莫迪亚诺书写「消失」、「遗忘」、「遗弃」的冲动,除了一部分来自出生于1945年那个被「沦陷」所定义的年份,同时也应该来自他那对可怕的父母。他的母亲是比利时的一个女演员,莫迪亚诺对她的简单形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内心空空如也。」母亲的冷漠(曾经将自己养的一只狗弃之不顾,最后那只狗因为抑郁从楼上跳了下去),外加可怕的父亲(一个后期经商失败的犹太人,冷漠地将两个儿子送去寄宿学校)。莫迪亚诺也对媒体说过,只有他那9岁时因白血病早夭的弟弟是他最亲密的家人。

莫迪亚诺自幼喜爱文学,十几岁便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对悭吝的父母的抱怨和敌意,是通过让自己「孤儿化」来实现的。小说里,面对里果夫妇对自己身世的好奇 (「你是否有父母」) 时,让的心理活动也只是——

她还是这样皱皱眉头。回答她什么呢?古里古怪的父母亲总是在找寄宿学校或者轻罪犯监狱以便摆脱我。

又或者18年后,让回忆起蓝色海岸的相遇,才恍然意识到「他们把自己托付给了自己。是孤儿。这也许正是英格丽特想知道我是否有父母的理由。」一个缺乏保护的年轻人,在旅途中邂逅的也是两个迫切逃离过往的人——但18年后,让却将发掘英格丽特的过往变成自己的生命的目标本身。

一半犹太血统的英格丽特在巴黎被占领期间,故意错过宵禁,让自己从第18区永远被抛掷到第9区,抛下身为犹太人的医生父亲(并极有可能导致在报上刊登寻人启事的他陷入险境),选择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就连在巴黎的落魄咖啡馆收留英格丽特的里果某种程度上,也是孤儿——

话一出口他就想笑。干嘛突然提起母亲,那个缺乏母性的女人,把他整天整天丢在别墅花园里,而且有一个晚上,甚至把他忘记在那里了?后来,当他在阿尔卑斯山一所中学又饿又冷的时候,她自认为做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给他寄去了一件丝绸衬衣。

《洛杉矶书评》对莫迪亚诺的评价在我看来如遇知音,作家GD Dess评论说,莫迪亚诺处理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悲剧,而是一种关于生命的悲剧意识,「莫迪亚诺的小说充斥着关于生命的悲剧感,正如哲学家米尔盖·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后来他的名字也成了这种生存状态的代名词)所说——这种悲剧感来源于,我们是有自我意识的动物,我们的生存必须要直面我们的脆弱和局限——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道德局限。」 

确实,近一两年的小说阅读体验中,很少有人的作品让我的现实感如此模糊。尽管那些地名是如此确切,尽管通往真相的如云图般缥缈复杂的「线索」几乎是莫迪亚诺小说的情节本身,但在我看来,对过去无穷尽的折返却同时又被虚无所抹去,或者说这种向「遗忘」的纵身一跃,提供了这部小说最令人痛彻心扉的悲剧感。

GD Dess也说,莫迪亚诺小说中那些令人迷惑的场景切换,或者时间的破碎拼贴,提供了线性叙事所不具备的深度。

我们在莫迪亚诺看似丰富的时间地图中胡乱摸索,试图从那些除了日期、天气等空白的时间节点中间,徒劳建立真实的线索,或者说找到那个致命的时间点(英格丽特离家出走的时间?里果夫妇蜜月旅行的时间?英格丽特决定自杀的时间)——虽然对于一本镜像结构的小说而言,这样的要求本身就是最无趣的一种解法。但我们在书中不时会热切,继而又更困惑地发现这些几乎本身不提供任何说明意义的时间标尺:

「八月十五日前夕,一个女人在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自杀了。」是哪一年?

「上个星期我又回到米兰,但是没有离开机场。这次和十八年前不一样了。是的,十八年,我扳着指头算了算。」这里的「上个星期」迅速让读者的时间坐标系失效,上个星期是不是就是故事开头所界定的「八月十五日前夕」?

「在回去的路上,我让自己获得了满足感,那是我二十五岁时第一次到太平洋岛屿以来所未感受到的。」如果按照时间推断,那是他和里果夫妇邂逅后5年,作者为什么要提到让的25岁?

「那是十年前令人欣慰的一项计划的草稿:为英格丽特写一部传记。」在小说中,让决定不登上那架去巴西的飞机,而是搭乘飞机静悄悄地回到巴黎,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读者再次陷入不确定的恐慌。这个10年前是否就是英格丽特在米兰的酒店自杀的那一年?

自从英格丽特和他与我在路上擦肩过后六年以来,我都没有再见到过他。

至于她,英格丽特,我在巴黎见到过一次。但是没有里果。

——整部小说里,我们都无法知道我和他们二人,或者我和英格丽特在巴黎的重逢到底是什么时候。

不过哪怕英格丽特的过往再扑朔迷离,里果的消失令人疑窦丛生,让还是潜回过去,他像从18区逃遁到第9区成功离家出走的英格丽特一样,他选择活在英格丽特仓皇经过的奥尔纳诺大街、蒙马特、昏暗广场、瓦格拉姆大街、星形广场、马尔伯夫、协和广场,便再无可能活在他的妻子和朋友和情敌们生活的那个巴黎。同样,因为那致命的一跃,从而变成了现实生活永远的对立面。

他成了巴黎郊区的一个故事的探险家,他剥开了英格丽特秘密的果仁——几乎是对读者的一种仁慈的施舍,让我们得以不全然颓败地离开这本小说——尽管很难有人真的能安然无恙地告别这本小说,正是那种逡巡不去的对生命本身的悲剧感觉。

「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晚上,由于某个人专注的目光,你会感受到有必要向他传递的不是自身的经历,只是不协调的某些细节,它们被一条看不见的线贯穿着,这条线处处有被割断的危险,人们则称之为生命的进程。」

如同英格丽特主动「消失」的人生,最终又不堪这虚无和愧疚的重负而自杀,让也自愿割断了自己生命的进程,变成了英格丽特传记的载体。

当他在苏特尔大道20号发现了里果夫妇曾经在巴黎的公寓,「这些灰尘是在英格丽特和里果离开后堆积起来的,我试图计算年头」。可以说,灰尘,是比我们迷宫般的记忆更能保存往昔的精确尺度。

可能是让和英格丽特在巴黎重逢的那段时间,英格丽特回到自己曾经抛弃父亲的那个街区,这也是让最后选择让自己消失的街区,「情景没有什么意义。空虚和内疚的感受在某一天淹没了你。然后像是潮汐,退却并消失了。可是这样的感受最终又猛力回潮,她无从挣脱这股力量。我也无法摆脱。」

这些因为生命的脆弱的偶然决定,而让自己变成命运的孤儿的人,他们将永远被这种潮汐席卷,在那些潮汐的间隙,他们能做的,可能会像英格丽特和里果,在二战终结前的普罗旺斯饭店避难的「蜜月旅行」,他们已经不记得自己在等待什么,可能在等待战争的结束,一年又一年,在一种永恒不变中,单调地过去了。不过11月的时候,「德国人沿海岸线建起了防御工事,在别墅周围试用。」英格丽特和里果「必须熄灯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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