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民日报》回顾“过往10年的减负之路”,才发现解决“越减越累”问题的根本在这里

中国教育减负,为何越减越累?当《人民日报》回顾“过往10年的减负之路”才发现,我们所谓的减负,没有抓住根本问题。很多客观数据都足以说明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依然在危害着学生的身心健康,学校管理方面也陷入治理困境。

那么,中国教育到底何时能实现减负?到底应该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减负”?我们对待“减负”应该更理性一些。

教育资源不平衡,客观压力大

△张端鸿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

张端鸿博士从社会现状、教育制度、学校、培训机构、家长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分析了学生课业负担的来源。他指出,根本原因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和公私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教育资源稀缺和优秀工作机会稀缺,而学生基数庞大,人人都争相抢夺有限的资源,形成了大范围内激烈竞争的局面。

△陆建非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陆建非教授认为,“增负”表达了家长们努力打破教育不平衡,追求高质量教育的诉求,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减负令”推行不力,是由于家长行为、学校差异、培训班兴起等多方面因素的阻碍。但在表层的直接原因背后,是社会整体的教育资源不均衡。

越是“减负”,家长越焦虑

△胡伶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智力开发研究所副研究员

依照主客观的标准,课业负担可分为两类:作业时间过长、睡眠时间缺乏;主观负担表现为学生学习压力大、学习方法不得当、自信心不足等。客观负担具有具体参照标准,而主观负担应当如何判定?调查显示,整体而言,学生所感受到的心理负担与学习成绩成反比——成绩相对优异的学生,更容易在学习过程中感到轻松,而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则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

调研发现,家长在行政单位工作,以及从事企业管理和技术的家长,相较于个体经商户、务工务农人员和待业父母,普遍对孩子期望更高,希望孩子能在课外的学习中获得技能,培养爱好,而非出于单一的就学目标或跟风行为。

这一调查结果折射出两种现象——中产阶级恐慌,底层群众放弃。可见,学生的课业负担不仅与其学习时长挂钩,还与父母观念、学生学习能力、学习心态等息息相关。

“教育减负”为何陷入这种困境?

我们必须承认,高等教育的选拔性依旧存在。我国目前高考竞争激烈,本科文凭还是有含金量的。

我国目前还有非常多的家庭还在为造就第一代大学生竭尽所能。这个群体更相信通过艰苦的学力竞争获得公平的向上流动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承认学业负担是向上流动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没有捷径,只能依赖“应试”这条布满荆棘的攀登索,“减负”甚至不是他们的命题。

所谓衡水中学现象,正说明了这种全力以赴“造就第一代大学生”的需求切实且巨大。这个群体在公共议题中声音微弱,但不应被忽视。所以,“减负”政策在我国没有形成全体民众的共识。在行动中的那些负责任的学校、教师和家长,谁都不敢松懈。

仅凭“减负政策”达不到“减负效果”

学生的学业负担、家庭的子女教育负担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单凭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减少规定学时、公立学校去重点化、禁止竞赛选拔、给公立学校教育设上限这类政策,负担不仅减不下来,还很可能加重。任何一项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解决了一些问题,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减负政策也如此,由于缺少后续跟进、配套举措,一段时间后难免会造成效果反弹。

“对学生的评价从分数评价改成等第评价后,学校如何精准地评价老师,鼓舞老师的积极性,这就是等第制带来的新问题。”在推出减负政策的时候,如何尽最大可能发挥其功效,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到最低,考验管理部门的决策水平。

根本上要靠政府

公办学校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扩大中小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财务统筹权,促进公办教育回归竞争优势;扩大公办拨款,提高教师待遇和教学投入;适度宽容公办学校的各类启蒙和兴趣教学。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进一步归纳,指出上海需要提出“重建以公办学校为主的义务教育体系”的命题,或者是“重建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即在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理的框架中,规范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行为,彰显义务教育的公益性。

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的规范需要政府的有力监管。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提出“规范对民办学校和混乱的培训市场的管理,加强对应试训练的违规监管和督导,并推行免试就近入学。”胡伶从招生制度的角度倡导“规范招生,阳光招生”。

教育均衡需要政府的公正公开。教育不均衡的背后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人才选拔标准单一。由此,我们希望改善社会用人标准,实现社会公平;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传播速度,帮助家长进一步了解考试与评价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人才需求。

发挥学校的协同作用

减负的内涵是减去学生不必要的压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曾任河北省涿鹿县教科局局长的郝金伦认为,对于减负内涵的理解,许多学校存在“误区”:减少在校时间,降低教材内容的难度以及过多文体活动的加入。这三种措施都未触及减负的根本。在校时间长短与负担大小没有直接联系;课改降低了教材难度,却也让成体系的知识七零八落,反而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五花八门的文体活动看似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实际上在原本的课业任务之外,给学生强加了其他的负担。

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和发展——杨东平提议重新思考基础教育的作用从应试教育突围,改善教育品质,真正建立儿童优先、以儿童为中心、以学生的健康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的价值。实行善待儿童的教育,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使儿童能够保障睡眠的教育。尤其需要保护小学生的身心健康,保护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想象力、好奇心。

加强校长团队建设——曾任北京十一学校亦庄实验小学校长李振村指出在减负的过程中要凝聚民间力量,其中校长的作用尤为重要。校长应该坚守自我,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改善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形式中成长。

学生检测制度——针对学习困难型学生的压力,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智力开发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伶博士提出学生监测制度的方案,加强对学生的关注,激励学生自主学习,树立学习信心,提高学习兴趣;识别出学习困难学生及其原因,监测其学业进步状况。通过个别辅导、同伴支持、家校合作等方式,帮助学习困难学生提高学业成就。

因此,要有效实现减负从课程安排、教师素质、家校互动、学生身心发展等多角度入手。

基础教育需要提质升级

基础教育改革,归根到底有赖于培育出更多高水平的好老师,提升他们的职业成就感、荣誉感、获得感和教育威信,树立师道。以及让真正懂得教育规律、怀有育人之心的教师和学校,获得更大的尊重和话语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然而,现实中,我们看到“减负”有时会变形,甚至变成一种对优秀冒尖的限制,给追求卓越育人、不拘一格因材施教的教育者带来压力。有的学校和教师,就在政策的名义下推卸教育责任,把学校功课转移到家庭功课,把学校辅导变成家长辅导、课外辅导。这显然就和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教育理念,会以负担轻重为衡量标准。教育是开启、是激发,是点亮学生心中主动投入学习的强大动力。尽责的教师还要作为学业的先行者,凭借爱心、责任心、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帮助学生少走弯路。

好的教育能够使学生进入好学乐学的状态,正所谓“乐此不疲”。在这样一个好学乐学的教学相长过程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负担根本不成问题。所以,让我们重新直面真正的挑战:基础教育全面提质升级,才是明智的政策目标。

该减的要减,不该减的要补

一些“减负”政策,只是减掉了很多表面上的负担,而不是学生真正的负担。

一说要减负,首先被规范、整治的就是学校的教学活动时间,要求学校严格遵守教学课时、不得超时;学生在校时间也有严格规定,放学后必须回家,学校不得组织任何活动。

“从教育发展趋势看,除了语数外等学科类课程外,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诸如STEM课程以及艺术赏析、动手实践等旨在拓展学生综合素质的非学科类课程。”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化课程比较研究所所长、上海中学原校长唐盛昌说。要求公办小学一律下午3点钟放学,这就使得学校根本没有时间来开展那些拓展学生素质和能力的非学科类课程。而事实上,这类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学生们都会主动学习,根本构不成“负担”。

更遗憾的情形是,学校遭遇的不少“减负禁令”,已经无形中把一部分学生赶向了培训市场。在不少学者看来,在减负问题上的“一刀切”,导致很多政策在实行过程中无法落地或者最终失效。

因为,教育是面向人的事业,不管是限定学时还是限定作业量,在学生的个体差异面前,很多政策因为“不适用”,所以失去了效果。

因此,该减的负担一定要减,不该减的就应该补起来!

减负要从改变学习性质、结构和状态出发

△张志勇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中国教育改革的目标不是减轻负担,我不赞同减轻课业负担这个说法。我认为,应该从改变学生学习的性质、结构和状态出发。

什么叫性质?从被动到主动学习。现在学生的学习负担为什么重?是因为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结构,就是学习内容不能是单一的,必须是多元的。

既有书本学习,也有实践学习;既有课堂学习,也有校外的学习;既有制度化学习,也有自主的学习。状态,是指学生的学习是有兴趣的,是有效率的,没有兴趣、没有效率的学习负担是无意义的。

中国教育改革的目标不是减轻负担,而是改变学生学习的性质、结构和状态,让每个学生每天除了正常的吃饭、睡眠、交际之外,都能过一种有意义的学习与生活。

因此,谈到减负,只做“减法”,没有“加法”是不科学的,我们要减学生过重的、单一的、单调的、被动的知识学习负担,同时要增加学生长期缺失的社会实践、读书以及个性化学习的时间和空间。

本文由校长会对网络资料整理综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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