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容不下你吗?事实可能正相反 | 慢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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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陆铭

全球特大城市共同的特点是人口大进大出,总体来讲,进大于出。至于个人,有人选择留下,有人选择离开,和个人的偏好、职业和家庭特征有关。

特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是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对于高技能劳动力形成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空间。与此同时,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又带来在生产中的辅助岗位的需求,和生活中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而这又形成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再加上特大城市所拥有的消费性服务业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这些,成为人们选择留下的原因。

但是,选择留下的人,也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在有限的用地上,人们展开竞争,导致房价上升,尤其是,稀缺的市中心地段更接近大城市的那些优质资源和便利性,房价更贵。反过来说,房价也成为筛选人口的机制,愿意支付的留下来,不愿意支付的则离开。想留下来,又不够买房实力的,就租房。

一线城市的房价,就好比张学友演唱会的入场券,而市中心的房价则是前排座位票。愿意为张学友的现场演唱会付费的人越多,他的演唱会票越贵,前排座位看得清楚,数量有限,贵上加贵。

同样道理,选择留在一线城市,特别是住在市中心的人,就必须付更贵的价格。选择离开,则必须远离特大城市的那些优越条件。这就好比,你是喜欢听现场的音乐会,还是觉得在家听听CD也OK,是你的自由。

▍一

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低技能的劳动力。城市的发展水平越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也越多。

高大上的一线城市没有低技能劳动力的生存空间?这是一种天大的误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高技能者和为他们配套的低技能者同时向特大城市集中是全球现象。低技能的劳动力可能缺乏买房子的能力,这也并不妨碍有一些低技能劳动力会选择留在一线城市。买不起房子可以租房子,深圳和广州的城中村就提供了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

在发达国家,廉租房体系覆盖到所有常住人口,这就更为在城市打拼的低收入阶层提供了留下的可能性。这样的公共政策既实现了公共服务向收入阶层倾斜的公平性,同时,也为城市的活力、竞争力和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 广州半拆的冼村(城中村)与旁边的摩天楼群形成鲜明的对比。CFP供图

当然,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个性化的,都是值得尊重的。如果你对特大城市有“密集恐惧症”,把现代大都市的活力和多样性当作“混乱”,同时你从事的工作并不一定要呆在大城市才有巨大的优势,你可以选择离开。再加上个人的社会资本因素,比如说在老家有老人需要照顾,或者有浓得化不开的乡愁,这些因素促使你逃离北上广,也没什么。无怨无悔,就可以了。

最终,每一个城市的人口有多少,主要是由这个城市产生的就业需求来决定的。有的城市的产业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比如现代服务业,这样的城市,人口就多一些,大学生更是趋之若骛。而有的城市的产业主要是为周围的农业、旅游和资源型产业配套,并不需要那么多人,甚至不需要有很多高技术的人,它的人口就少一些。

在国际上,特大城市政府的追求是把人口增长的压力变动力,通过技术和管理,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总量、结构和空间布局,提高城市的宜居性。

在世界上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房价高了,市场机制一定会引领企业和政府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缓解住房的短缺。中国的特色在于,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土地和住房供应,一直被默认为缓解人口增长趋势的政策手段。一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供应,不仅不对价格起充分反应,相反,在一些人为设定的目标之下(比如不想像东京那样),土地和住房的供应反而成了调控人口的政策工具。

具体来说,一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供应,至少受到四个政策变量的影响。第一,是土地供应的总量,这个变量受到建设用地指标的控制。第二,是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之间的比例。即使是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工业用地的比重也偏高,并且工业用地的密度偏低。第三,在市中心的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大量的住宅用地被更新为商业和办公用地。其中,区一级政府通过这种土地用途结构的控制,最大化自己的税收,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第四,城市建筑的容积率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在人口大量增长,并且仍然有潜在增长可能性的情况下,土地和住房的供应受到局限,其结果必然是房价上升。

目前,中国一线城市核心地区的房价,虽然仍然离纽约这样的全球城市核心区的房价有差距,但是,在距离市中心20公里左右的地区的房价,已经超过全球一线城市。要缓解这种趋势,必须持续增加住房供应。通过控制需求来抑制房价,其效果基本上是饮鸩止渴。而且,当房价真的成为年轻人口留下的障碍时,城市也将失去它的活力和全球竞争力。

▍二

那么,中国的一线城市是否拥有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的潜力呢?答案是非常确定的。对应于上述四条控制的手段,我们不妨一一来看数据。

首先来看建设用地的潜在数量。东京都市圈以轨道交通网络连接都市圈内部的各个中小城市,基本上实现了连成一体,无缝对接。从东京核心区到都市圈边缘,半径大约五十公里。东京向南,没有特别严重的地形制约,则蔓延半径达到七十公里。

▲ 谷歌卫星图像:东京都市圈

如果中国的一线城市,按照都市圈来进行规划的话,那么,这样城市发展都是可以实现的。尤其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平原广阔,淡水资源丰富,自然条件比东京都市圈更好。

即使是在上海市目前的管辖范围之内,6000平方公里都是平原。除了必要的生态保护用地,比如崇明岛、青浦周边的水源地和规划建设中的郊野公园,保持农业用地是否必要,需要质疑。即便是在多山的北京市辖区范围之内,平原面积也有6390.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38%,目前没有缺地的问题。

目前在上海流行的数据是土地开发强度达到45%,被认为已经“太高了”,这里的错误在于,上海辖区面积仅为东京都市圈一半,在一个更小的分母上算建设用地占比,得到的比率当然更高。

▲ 谷歌卫星图像:上海市

除了在总量上有增加建设用地的可能性之外,都市圈内部用地结构也有大量增加住宅用地空间的潜力。比如说,上海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建设用地用于工业,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用地转商住,可以释放大量的住宅供应。再比如,中国一线城市在都市更新中抑制了居民住宅供应。

在我们一项针对北京地块更新的研究中,仅有不到一半的地块在更新后是居民住宅用地。而实际情况是,在市中心住宅供应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商办地产部分出现闲置,存在将商办地产转为住宅的潜力。但是在中国一线城市,却受到了不同用地功能难以相互转换的制约,否则,商办地产转住宅就可以增加住宅用地的比重。

最后,再来看容积率的问题。中国的一线城市除了北京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建筑保护问题,其他城市和亚太地区众多的城市一样,经历过严重的战争摧毁,老城区建筑保护的制约相对较轻。城市扩张当中的新区建设,比如说上海的浦东和北京的城北,更是没有历史建筑保护的问题。鉴于容积率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概念,这里不谈具体的数据对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在网上搜寻香港和纽约曼哈顿的楼群图片进行直观的对比。

▲ 法国摄影师RomainJacquet-Lagreze镜头中的香港建筑,东方IC供图

▲ 曼哈顿东面全景图,东方IC供图

在疏散中心城区人口的导向之下,以及中心城区住宅用地比例和容积率受限的背景之下,北京和上海都出现了中心城区人口占比下降的趋势。在2000-2010这个人口普查周期里,北京的东城和西城两区占全市人口比重从15.6%下降到了11%。同时期,上海的中心城区人口下降了20%。

这里插句话,人口向郊区疏散,而大量就业岗位和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仍集中在市中心,结果就是带来更多的通勤需求,通过疏散人口来缓解交通拥堵问题是南辕北辙。我的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北京,相对于不受地块更新影响的居民,地块更新会使周边受到影响的居民住得更远,通勤距离平均增加565米,约为样本平均通勤距离的7.3%。

▲ 北京上班族

除了土地和住房供应之外,对于城市规模和人们选择居住城市形成制约的其他因素都没有那么重要。比如说,在世界一线城市,交通问题是通过密集、快速、大体量的轨道交通来实现的。而环境和空气质量的改善,一靠产业结构调整向服务业,二是通勤转向以轨道交通为主。

▍三

最后来说一下水资源。缺水经常被作为北京人口承载力的一个重要参数。2001年北京的水资源消耗量为38.9亿立方,对应于1385万人。2014年,37.5亿立方水消耗量对应于2152万人,水的消耗量反而是下降的。其中,2014年的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分别是2001年数量的47%和55%,同时期,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活用水量从87立方下降到79立方。

▲ 资料图:南水北调

此外,按北京目前农业消耗的水的数量和人均居民用水量,两者相除等于约1000万人。而从结构上来看,北京地下水开采量在下降,而再生水量在上升。上述数据仍然是指目前可用的水资源数量,更不要说水本身是可以运输的资源。

比如说,即使饮用水全部靠瓶装水,在目前已经具备的条件之下,人均饮用水的价格一天不会超过十元。更不要说,海水淡化的成本已经非常接近于自来水提供的成本。北京的水问题尚且如上述分析所示,其他中国一线城市的水资源就更不用说了。

上述类似对于一线城市人口增长潜力的讨论,往往会被反对者推向极端,认为上述判断潜在的含义是一线城市可以无限增长。这种反驳是无理的,因为真理往前迈出一步,就是谬误。

在本质上,当城市扩张带来的成本(主要是房价和通勤的时间)让企业和个人觉得不必要继续呆在一线城市,这时城市边界就决定了。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是会有边界的。只是说,中国的一线城市距离最终的边界还差得很远,这是我们目前讨论问题的起点。千万不要把起点搞错了,否则会产生“鸡同鸭讲”的无谓争论。

只有在欧美、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一线城市的发展达到了相对稳定的规模,而这是在经济发展已经成熟,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背景下,以及当前的技术和管理条件下。即便如此,人口继续向一线城市集中的趋势只是放缓,却未停止。

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仍然在缓慢增长,而这一过程的背景是整个日本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也在继续向大城市集中。纽约市的人口,预计未来将从目前的855万增长到900万,而这里所讲的纽约市,仅仅面积为784平方公里,并不是纽约都市圈。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面积718平方公里,预计未来的人口也将从目前的550万左右增长到700万。

所以,中国一线城市人口是否继续扩张,在长期要看趋势。或者说,是不是相信中国一线城市发展与国际上其他一线城市发展出现共同的趋势。更深刻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相信中国最终会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在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让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政府只是更好地发挥功能,而不是阻止市场经济规律的发生。

与此同时,在短期,讨论一线城市人口问题,必须以目前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为背景。有一些论点,以近年来北京和上海的人口缓慢增长的数据作为支持人口控制的依据,我需要特别提醒,这些短期的数据是目前控制政策的结果,并不是普遍趋势。相关的做法,比如教育控人、拆除菜场、关闭饭馆更是没有国际经验。

如果以政策的结果为政策合理性辩护,那么,我不得不提醒,中国历史上很多曾经出现过的现象,也都是当时政策的结果,后来,却终于因为不符合规律而被否定了。是不是真正明白城市发展的规律,并且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这仅仅是一个需要时间去检验的问题。

近来,我还注意到,有位新加坡华人学者撰文认为中国特大城市的发展存在“陷阱”,并在文章中列举了很多特大城市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借此机会,我想也对此类议论给点回应。学者当以理性和科学的研究作为策论与咨政的依据。在中国一些特大城市曾经发生过的安全事件与城市人口规模本身并无本质的关系,如果读者有耐心回顾一下有多少安全性的事件发生在中小城市,就知道了。或者再试想一下,如果把那些曾经爆炸的工厂,曾经出现的滑坡,换一个地方,是不是在中小城市或者农村就不会出现?

另外一个滑稽的论调,就是担心战争会摧毁特大城市。如果这个担心是对的,就需要假设当代人类的文明程度还不如二战时期,还需要假设其他同样发展特大城市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忽略了类似风险,更需要假设目前限制中国特大城市人口的决策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你们撤退,我掩护”。

如果这些假设同时成立,那么,限制特大城市的政策就首先应该用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并建议新加坡政府向国外移民,而且,既然他们面临因为战争而被催毁的风险,那么,首先需要移民国外的应该恰恰是新加坡国民,而让那些现居新加坡的外籍人士去承担风险。

【注】本文原标题为《逃离北上广?长看趋势,短看政策》,题图为北京CBD风光,CFP供图。

【作者简介】 

陆铭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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